冰点:理性的成长(图)

李力轻轻推上办公室的门,把身体和声音都藏在门后。即便如此轻柔的动作,在寂静的楼道中,短暂而沉闷的撞击声也显得有些响亮。

来访者公保扎西,是青海省治多县野牦牛环境生态促进会会长。当天下午5时许,他推开李力的办公室,一谈就是5个小时。他请李力想想办法,为他的NGO找一条出路。一席长谈后,结果虽并不令他十分满意,但这位藏族汉子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依靠”。

她不时招呼熟识和不熟识的人,风风火火在各色人群中间游走。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不熟悉的人打成一片,一些人就此成了她的朋友,而一些朋友就此得到了她或多或少的帮助。

“现在一些环保NGO,尤其是地方上自发兴起的草根NGO,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李力斜倚在咖啡馆沙发的扶手上说,“如果不尽快找出解决办法,生存就是个大问题,发挥作用就更谈不上了。”

1996年,刚从黑龙江到北京发展的李力,偶然在图书馆翻阅材料时,被一本介绍民间环保志愿者和组织的杂志吸引住了。此后,在中学教生物的她开始给学生讲杂志里的故事,同时到环保组织当志愿者,开展环境教育方面的培训工作。当她的学生在中央电视台参加环保知识竞赛得奖后,更激发了她对环保事业的热忱。2000年,时年42岁的李力辞职加入一家环保NGO,全职做环保。凭着自己过硬的实力,逐渐在环保圈内闯出了一些名气。去年,她组建了北京环境友好公益协会。

当中国的GDP在以令世界惊讶的速度增长时,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地表水总体水质中度污染。7大水系197条河流408个监测断面中,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28%和26%。其中松花江、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559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三级标准的城市159个(占28.5%)、劣于三级标准的城市51个(占9.1%)。《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

在政府积极治理污染的同时,民间也涌现出了不少环保志愿者和组织,他们以各种方式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2006年,中华环保联合会与《中国青年报》联手对中国的环保NGO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表明:中国共有2768个环保NGO。其中,仅有23.3%的机构在各级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有人估算,截至目前,国内环保NGO的数量已逾3000个。

数年的环保生涯中,李力结交了不少从事NGO的志愿者,其中不乏处在污染最前沿、整日争取生命安全或健康的人。由这些人自发成立的组织,李力称之为“草根NGO”。也是在与这个群体整日打交道的过程中,她才真正体会到了他们的艰难。

“钱的问题最棘手,短期内不容易解决。”李力说,这个可谓NGO通病的问题,在那些草根NGO身上显得尤为突出。

上述调查显示,2005年,22.5%的机构基本没有筹到经费,81.5%筹集到的经费在5万元以下。由于经费不足,超过60%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96%的全职人员薪酬在当地属中等收入以下水平,其中43.9%的全职人员基本没有薪酬;有72.5%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能力为其职员提供失业、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

起先,数字对于李力来说,“只是数字”。而当她真正深入到那些草根NGO中间的时候,那些冰冷的数字,具体诉求为一碗饭、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瓶药、一条生命……

张长建可谓李力的老朋友了。这位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溪坪村的医师,是当地一家化工企业的污染受害者。与不少污染维权的领导者一样,张长建因“见的世面多一点”,“文化程度高一点”,“沟通能力强一点”而被当地人推到前台,成为领军人物。

2002年,张长建在李力的帮助下,参加了北京一个环保NGO组织的一次会议。回到家乡,他和同村的维权者共同组建了福建省屏南绿色之家,开展组织化维权和保护环境的行动。

但困难接踵而至。因维权和环保占用了不少时间,张长建的收入锐减。同时,屏南绿色之家的日常活动经费,又使得他支出猛增。后他的诊所因种种原因被迫关闭,生活来源完全被切断了。今年8月,他的妻子离开了他。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挺多久,有时就想撂挑子不干了。”张长建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生存问题。”虽然偶尔能得到一些救济,但因没有一个稳定持续的筹资渠道,工作几乎无法正常开展,以至影响到他在当地的威信。

屏南绿色之家的困境并非个例。事实是,云南的“滇池卫士”张正祥、河南的“淮河卫士”霍岱珊、云南香格里拉的环保志愿者葛全孝、浙江萧山的环保志愿者韦东英等均遇到同样的困难。在滇池边巡视的张正祥,据说如今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巡视时“走到哪家吃在哪家”。偶尔,他靠给别人“写状纸”赚一点劳务费,因此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笔的地方有了厚厚的老茧。

“我觉得,他们的能量、热情和钱基本上耗干了。”讲到这些草根NGO的困境,李力的身体挺直、眼睛睁大、嗓音提高了,“这些人中,不少人是过了今天没有明天,全凭一腔热血、一分信念来支撑。可是热血和信念又能支撑多久呢?毕竟他们都不是神仙。”

相比之下,李力觉得城市中的一些环保NGO“日子过得很舒服”,找个项目、申请点经费、开个会议,“事情就做完了”。

“长此以往,草根NGO的发展战略、发展方向和公信力等,都会受到影响,NGO的路也就会越走越窄”。她说。

曾有一些学生问她,成立NGO后该怎样向基金会申请经费,怎样申请各种奖项。“我告诉他们,要是有这种念头,就此打住,不要做NGO。NGO首先讲的是奉献。”李力回答得斩钉截铁。

做志愿者时,李力“勤勤恳恳”;在NGO工作时,则“兢兢业业”;在自己组建NGO后,她发现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任何事物的出现,背后总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如果不仔细分析背后的原因,找到最佳的解决办法,只会使问题复杂化。”李力自己对一些草根NGO的做法并不看好,认为方式不够理性,以至于与政府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因此在现有的困境之外,又无端增加了一些阻力。

在认识李力前,张长建采用的维权手段多种多样,比如举着牌子巡回宣传,甚至在当地召开两会期间,到会场门口发放宣传资料;经常在网上发布有关化工厂污染的消息;请媒体帮忙,发表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有损形象”的报道等等。在获得一些资源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5年前,当李力听完张长建等人的陈述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他们这样做,以后“会出事”。因此,她将张长建介绍到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建议他们走司法程序维权。

很快,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2003年7月,第一次开庭。2005年4月,一审判决张长建等胜诉,村民获赔24万元。同年11月,福建省高院终审判决,判令化工厂立即停止对村民的侵害,赔偿68万元。今年9月,张长建等如愿拿到了赔偿款。

正当这位医师准备和村里人庆祝一下时,当地民政部门给他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称张长建的屏南绿色之家是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张长建最终签了字。

“我们一直到民政局申请注册,但民政局都不给办理。这个结果是预料之中的。”张长建憨笑着,不时点击笔记本电脑。电脑播放的是他剪辑的一些电视台就溪坪村的污染所做的节目,标题是《尴尬的举报》,他的女儿充当解说员。

“政府在鼓励公众参与环保的同时,必然会逐步解决NGO的合法性问题。”李力说,“因而,NGO必须要学会如何与政府处理关系。”

对此,云南香格里拉金江镇吾竹村的葛全孝则总结为“占理占法还要讲策略”。他表示,硬碰硬的方式,很容易激化矛盾,“一旦一些问题处理不好,还可能演化为件”。这就势必会引起政府和环保NGO关系的恶化。

60岁的葛全孝是“老三届”,拥有大专学历,曾当过教师,也曾在“文革”期间走南闯北,后“觉得当老师没意思”,辞职回老家务农,开过一个米粉店。平日里注重学习的他,广泛阅读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著作,在当地人中,“眼界比较开阔”。

即便有如此经历和学识,葛全孝在一次维权行动时,也差点酿成大错:在本村水源地被污染后,村里人“控制”了镇里的一位干部,并“逼他喝下了一瓶受污染的水”,让他给上级政府部门打电话来解决污染问题。

污染源虽最终搬离,村里也喝上了自来水,但葛全孝等4位士却被“关了21天”。多年后,这位被尊称为“葛叔”的人,才逐渐修复了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事后他总结,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控制,稳定情绪,不能被愤怒左右,激化村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同时,NGO的领头人还要多学习,试着开创渠道和政府多沟通,争取坐到谈判桌上。

“最终我们不就是要解决问题吗?解决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用非理性的方式?再说,非理性的方式能解决问题吗?”葛全孝反问道。

在如何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上,“淮河卫士”霍岱珊也表示,目前草根环保NGO的可持续发展是个问题,但有些问题就出在自身,即手段的不理性。

“协商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霍岱珊说,在协商之前,不能仅仅凭着一腔义愤,而是要认真调研,搜集各种资料,拿出翔实的数据,并拿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只有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资料,协商才能成立,“不然怎么协商?”

1994年,曾是一家报社摄影记者的他,因感于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污染严重,辞掉公职投身于沙颍河的治理呼吁中。

起先,他采用的方式是拍摄大量河流被污染、癌症病人的图片,通过网络等媒介广泛传播,引起了国内国际的关注。他也曾在网上发布求援信息。“那个时候,政府和企业都对我没有太多的好感。”霍岱珊笑着说。

后来,霍岱珊有意识地回避了这样的做法。他开始收集数据,比如癌症的发病率,死亡人数,沙颍河的水文情况等等,请专业人士分析这些数据之间的联系。最后,他还提出改善当地环境的可行性方案,比如开展农村清洁饮水和医疗卫生救助。

拿着这个调查报告,他辗转周旋于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和企业之间,以期他们的支持。如今,农村清洁饮水工程已经完成。部分企业也认识到了治理环境的利弊,开始与他合作,为历史的欠债埋单。

“草根NGO与当地政府、企业的关系恶化,表面看是NGO的做法令政府或企业难以接受,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个问题的背后,事实上也关涉NGO的定位问题。”李力分析道,对于一些草根环保NGO来说,虽然有了组织形式,但NGO的含义是什么,以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还不是很清楚。

“有人说,环保NGO做的事情,事实上是与政治无关的事情。”李力说,“我并不赞同这个观点。NGO作为政府的一个补充,做的就是政治。”

“政府是父母,我们是孩子。中国人多地大,父母可能照顾不过来。我们是孩子中比较独立的,帮着父母照顾一些照顾不过来的孩子,有什么不对呢?”李力说,必须要扭转观念,抛弃那种对立性的思维,NGO才能茁壮成长,才能真正成为政府得力的补充。

于晓刚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NGO。这位有着博士学位的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表示,草根NGO的发展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其一是早期的援助救援阶段,NGO为机构内部会员或为部分社会需求提供服务,比如扶贫NGO等。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分配不公平等原因,的利益得不到照顾,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以主张权利为诉求的维权型NGO。”于晓刚说,这是NGO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NGO关注的是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如何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

仅仅做到这一点,于晓刚认为NGO做的很不够,他理想的NGO是要设法参与决策的,是要“瞄准政策,倡导善治”的。他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官方决策最终要采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因此需要技术层面的专家参与决策,也需要民众意愿的参与。

“政府不要NGO行不行?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后怎么办?”于晓刚分析说,在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真空,当政府和市场都无法为这些真空提供服务时,NGO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位有着海外工作经验的人,一直在践行他的理念,试图以民间的力量,倡导促进政府做一些决策。

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在柬埔寨就云南大朝山水电站召开会议,于晓刚应邀参加。当时,亚行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水电站建好,昆明附近的一些火电站就可能被关闭,由此环境能得到明显改善。“亚行的贷款必须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才能发放。”于晓刚说。

事实是,“水电站建起来了,但火电站并没有关闭”。打那以后,于晓刚开始注意上了“赤道原则”——这个由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制定、旨在管理和发展与项目融资有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一套自愿性原则,致力于在国内倡导“绿色信贷”。

2004~2005年,于晓刚组织人翻译了《日本国际协立银行环境与社会政策导读》一书,介绍了日本“绿色信贷”的一些经验。去年年初,他组织召开了“绿色信贷研讨会”,邀请了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的一些官员前来参加。这个理念,“得到了一些官员的认可”,并被媒体作为创新理念报道。

目前,于晓刚正在倡导政府建立“社会影响评估体系”。“我在一些党校都讲过课,一些官员听了非常感兴趣。”于晓刚说。

霍岱珊也赞同关于NGO理性的建设性的发展思路,他认为NGO作为政府的帮手,应该尽力做到“帮忙不添乱”。

他表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些事情是政府不能轻易尝试的,或因风险上的担忧,或因程序上的原因,或因官员自身的考虑,但社会上又出现了要求创新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NGO作为一支建设性力量,完全可以调动资源做试点,为以后政府推行政策铺平道路”。

在对癌症高发村进行调研时,霍岱珊曾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议,先打深水井以解决当地的吃水问题,缓解水污染带来的压力。但“有关部门考虑到这个提议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担心会有风险,弄不好还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没有积极实施。”

“我比较体谅政府的难处。”霍岱珊笑着说,后来他自己联系资金,在一个癌症高发村打了一眼深水井,让村里人都吃深水井的水,自己跟踪调查。“结果发现,癌症发病率下降了。”

有了调查数据,霍岱珊再次找到政府有关部门。“一些官员看过数据后,说会认真考虑”,最后政府给每个癌症高发村都打上了深水井。几年下来,癌症高发病率明显得到了控制。

这种NGO做试点、出报告、政府认可推广的模式,霍岱珊称之为“公众参与、民间发起、政府支持”。

最近,霍岱珊还打算引进一位日籍华裔的生物过滤技术。他也是计划自己联系资金,在一个村子做试点。如果有效果的话,他会拿着数据,找政府来支持推广。

当环境受到污染,尤其是自身健康受到威胁时,一些草根NGO或环保志愿者,第一反应多是寻求媒体帮助,试图通过媒体的介入,推进事件的发展。

比如像霍岱珊、张长建、韦东英、张正祥等环保志愿者,最早都是在媒体的帮助下,逐步推进环保事业的。

无疑,在环保NGO的发展过程中,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把一波又一波的环保事件推向高潮,网罗来大量资源:或有热心人参与;或有公益组织介入;或有高层重视。在胜利和失败之间,至少是赚足了眼球。一些受害者因此获得了同情、眼泪、甚至经济上的援助;一些加害者则被唾骂、鄙视、甚至处罚。

有时,媒体还被当作维护人身安全的武器,以抵挡来自各方的压力。比如“滇池卫士”张正祥就常把“媒体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命就是媒体救的”这句话挂在嘴边。

在部分人看来,媒体是最可靠的力量,有时甚至比受害者本人都可靠。在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利诱的情况下,一些受害者往往会选择退缩,一些人甚至还会倒戈,转向自己的对立面。

“结果发现,本来跟着自己维权的一大群人,最后只剩下了自己一个光杆司令在孤军奋战,没有任何依靠。”葛全孝说,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里,维权队伍很容易就被瓦解掉,因此维权行动也异乎寻常地艰难。

张正祥至今仍是“一个人在履行着滇池卫士的职责”。他常说的另外一句话是,“为了保护滇池西山风景区,我与成千上万的环境破坏者,进行了一场场残酷而持久的、孤立而无任何援助的、力量悬殊而不对称的、悲壮而惨烈的,长达29年的滇池保卫战,一个农民的战争,最后牺牲自己整个家庭所有的一切,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媒体的这种力量,经过宣传放大后,往往会掩盖其局限性。李力认为,“媒体对于初期争取资源非常有用,但后续乏力”。如果想要长期得到一些资源,以便NGO能持续发展,推进环保事业,媒体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过去的几年内,这位热心肠的东北大姐,一直在帮助草根NGO。小到“PPT文件的制作”,中到“项目筹款”,大到“NGO的发展规划”,“能管得过来的都管”,不少NGO在她的帮助下小有起色。重庆市吴登明的“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湖北省襄樊市运建立的“绿色汉江”、福建省屏南县张长建的“屏南绿色之家”等多家NGO都接受过李力的帮助。

不过,李力坦言自己对草根NGO的帮助“还处在一个初级水平”,“还不能解决NGO的可持续发展难题”。

前几年,她到泰国、韩国等地考察时,发现这些地方的NGO,并不像国内的NGO那样“捉襟见肘”。她刻意咨询过对方,对方表示,他们建立了一个由政府、企业、NGO共同参与的资源共享平台。政府和企业购买NGO的服务和资源,为NGO付一定费用,而NGO拿着这笔费用,就可以开展更多的活动,积累更多的资源;同时,各个NGO之间也会把自己的需求和资源放到这个平台上,互相调配。

“我当时就想,要是能搭建一个互助平台,NGO的前景就会广阔得多。”李力说。

偶然机会,李力得到了一个中日韩三语的“东亚环境信息共享网络”平台。她把国内NGO的一些动态文章放上去,寻求国际国内的援助。令她高兴的是,依靠这个平台,一些NGO得到了项目经费。不过,这远不是理想目标。

今年6月份,香港“地球之友”原总干事吴方笑薇到武汉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期间,吴方笑薇给李力打了一个电话,问她能不能到武汉见面。李力接到电话后,立即赶赴武汉。

“吴方笑薇对我说,李力呀,你能不能给草根NGO搭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实现资源共享。”李力说,结果两人不谋而合,商量着如何与企业、政府合作,让目前的草根环保NGO走出瓶颈期,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霍岱珊也表示,像“淮河卫士”这样的机构,除资金是个头痛的问题外,专家资源、媒体资源、政府资源、企业资源等都异常缺乏,成为制约他们发展的瓶颈。他希望北京的NGO能利用自身的优势,建立一个资源共享平台,让草根NGO尽快走出困境。

李力在尝试搭建平台的同时,福建厦门市绿十字环保服务社的马天南已经在这样做了。这位把“中国不缺愤青,缺的是解决方案”挂在嘴边的环保女士表示,她已经组建了一个绿色出行行动网络,有20多个城市的NGO加入了这个行动网络。

在马天南的行动网络中,各个NGO可以依据自己的实力向马天南提出资金上的申请,而最后的资金则由马天南负责。比如,一个项目需要5万元钱,而行动网络中一个NGO的负责人认为自己有能力筹集4万元,那则需向马天南申请1万元即可;如果NGO负责人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筹款,那马天南就会提供5万元的帮助。

“我会给NGO一定的启动资金,让他们拿着启动资金去筹款。”马天南说,这样就会逼着一些NGO去开拓自己的资源,加强自己的能力建设。

这个有着“全球思维,本地行动”的行动网络,成功地在今年“世界无车日”当日,在多个城市展开了一系列活动。而在此行动筹备过程中,一些NGO也和“社会发展命脉”的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形成了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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